原载/Vice，Joe Sandler-Clarke

翻译/孙渊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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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伦敦市中心一间酒店的地下室采访雀巢前首席运营官Jose Lopez的时候，话头在一种对抗情绪中展开。我询问他关于向雀巢提供可可原料的象牙海岸农场里使用童工的情况时，他说“看你新闻的人并不明白情况，你明显把所有事都简单化处理了”

自从2009年任职以来，lopez成功将雀巢公司从一个罔顾人权的公司转换成一个拥有令人羡慕的公信力的公司。毕马威（KPMG）甚至在2013年将雀巢列为世界十大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公司。

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尽管对社会调查以及劳工平等协会（FLA）开放了生产链以供调查。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在象牙海岸至少发现了大约56名未成年劳工，其中27个人在15岁以下。

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又对其进行了调查，在马拉西亚棕榈油的供应商那里找到一些虐待移民劳工的证据。不仅如此，在美国本土也有两项指控，第一项是针对其狗粮品牌在泰国所雇用的船只上有奴隶劳工。第二项指控自2001年以来即存在了，并且仍在官司里的纠纷。美国政府指控雀巢公司在象牙海岸的可可农场使用被贩卖儿童作为奴隶。

虽然雀巢坚称“强制劳工并不存在于其供应链中”，但是不断有负面头条冲击公司的信誉。

这一切将lopez摆在了什么位置呢？这位先生频繁喜欢使用“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和“共同价值”（shared value）在其言论中。他的发言是否能够拯救雀巢的品牌形象吗？

“告诉我，你去过非洲吗”Lopez这样将我的童工问题反问给我。

我告诉他没去过。

“那不就好了”他微笑着说。穿着细条纹西装，名牌眼镜以及仔细整理过的白发的lopez接着说“你没去过，你不了解情况”

正如那桩2001年开始就被雀巢的律师用拖延战术弄到今天的案子一样，Lopez也是同样的轻鄙这个问题。“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2001年，世道已经变了”

但是拖延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像是公司CEO Peter Brabeck-Letmathe 在2001年所说的那样，如果雀巢不去购买这家农场，情况只会更糟。

接着他就走开了，举起手摆出调侃的姿势说着“我和世界可可基金会，劳工平等协会，以及数不清的非盈利组织打交道，而且你却说什么2001年的事情，好吧，就这样了。”

读者也许感觉不到Lopez是觉得烦了。这是个游戏。自由出版界的记者对上了业界大亨。他不断的试图教我做事，告诉我什么是非洲情况，雀巢的模式，以及他最喜欢的词，“可持续发展”。同时还试图掌握对话。

他告诉我2009年雀巢投资了1.1亿美金设立世界可可计划，该计划旨在提高西非可可农民的待遇并减少童工的使用。他也提到他的公司邀请劳工平等协会仔细检查了公司的供应链以及每年都有的童工报告。

“让我说的再清楚一些”在谈话中的某一时刻他提到，“或许比较哲学化，但是我相信经济活动没有伤害当地生活的必要性。我们会为社会创造一个新价值”不一会，在他要求我关闭录音机之后他谈了自己童年时在西班牙南部的家庭生活以及其当工人的父亲在移居瑞士前的艰苦生活。除了表现我们谈话的活力之外，这段话没什么必要不记录在案。

Lopez的故事总是很令人讶异。他谈到关于出身于工薪阶层的生活，在日内瓦学习机械工程并在1979年加入雀巢成为一个项目工程师。事实上他不断迁居的童年生活使得他在日本、马来西亚以及澳洲的分公司都能够适应并做到高管层级。今日，他每周工作70-80个小时，其中一部分时间用于巡视雀巢帝国的广大的世界版图。除了20万直接为其工作的人以外，他的工作大约涉及全球2500万人。其中百分之十有直接影响。

雀巢之大，或许已成为其问题的一部分。一个人如何调查影响了相当于威尔士一半人口的一个生产链呢？“我不可能一包包去买可可豆，你要让他长出来，并且送到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区”Lopez就可可农场问题发表上述内容。

劳工平等委员会在象牙海岸的可可农场发现的一个问题是，雀巢的准则无法被好好执行，而且当地混乱的出生证明系统以及年龄测定使得很多童工得以浑水摸鱼。

“如果孩子们没有出生证明，则让我们更难监管。这是首要的问题。付更多的工资并不能代表出生证明”他说，“在拥有2300万人口的象牙海岸我们只能力所能及。但是正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国际可可的发展变得更加有序以及公开”

当我提及给他们更高的工资或是不要从这类地区购买可可的时候他说到“试想如果我们停止采购，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怎样？那么他们只会向黑市流动。那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平的价格。”

月底lopez就会从雀巢卸任并加入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学院的高级官员，并且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他的孩子和结婚36年的妻子。当被问到他希望如何被人记住的时候，他提到“我不想提我的遗产问题，但是我尽力了”

编译点评：

雀巢在国际上的却声名狼藉，然而正如烟酒公司做的一样，与其停止盈利，倒不如拿出一小部分（任然可观）的利润来进行公关。而跨国公司通常会兴奋地发现自己的行为不受任何国家管束。当你和他们谈法律的时候他们和你谈现状，当你和他们谈现状的时候他们谈发展…雀巢，如所有的资本一样，都是逐利的。既然消费者只愿承受1.5元一块的巧克力，那么他们就只会造1.5元的巧克力。公平地说，在西非小国中，人均寿命不到52岁。而常年的战乱以及对前殖民宗主国的经济依赖导致了其在生产链中只能处于原料供给的末端。在一个连电话也没有的地方，花钱养一个22岁电气工程系的大学生带来的效益（短期）不见得比得上用同样的钱养10个童工并且在12岁时送到农场。用一句Donald Trump的话来说，Sorry  for not sorry。这是事实。

但是话不能说到这里就完了，Lopez或许会觉得很委屈，雀巢只是在一个愿意提供童工，或者说最低成本的地方，开设了工厂。并没有将当地情况变得更坏，反而还有所提高呢。这种逻辑如同早年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或是比属刚果，甚至中国人比较熟悉的造就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如出一辙。他们的特点都是程序化地利用落后地区的政治混乱制造利益，并且在客观以及主观的层面上阻碍了当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这不是不是犯罪，但是的却是罪过。很可惜人类尚未提出解决方案。至少没有找到诸如联合国等NGO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

Sandler-Clarke对于这篇访问保持Vice一贯的尖锐态度。这种以揭露为主的报道风格事实上除了揭露表面以外难以获得实情，因为始终处在采访者的对立面。不过如果这样的报道能够让人在下次看到雀巢的标记时能够想起一下非洲，也算功不可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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